没错,法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还不低。在古代权贵基本不守法的情况下,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这是封建时代的客观局限性。
而理财派官员的思想没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话:想办法增加中央财政!
增加财政,必然要取之于民,要增加税收,要开设新机构,大政府不可避免。
此时李隆基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果要维持大唐的现状,那就必须重用李林甫这样的理财派官员。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种种弊端,就必须重用张九龄这样的儒家学派官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从现在倒推回去分析,张九龄哪怕多执政20年,提前砍了安禄山,也无法改变大唐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解体:
府兵与均田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吏治改革无法延续,土地兼并的尖锐矛盾没有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如北宋那样以毒攻毒的办法无法实施),以及首都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生态失衡。
张九龄若是继续在位二十年,十有八九会身败名裂。这个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当四年宰相就病死,也会名垂青史一样。
李隆基也看得到这一点,大唐改革是无望的,苟着就好了。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出长安就是天下太平。
张九龄等人的失宠,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已经没有希望;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他们又干不了。
好了,这就把话回转到开头说的那件事:张九龄为什么要阻止牛仙客上位,仅仅是因为对方能力不足么?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
以后世的观点看,严挺之的能力,绝不会超过牛仙客,功劳就更不如了。严挺之有什么成就,我找史料都找了半天。
那么张九龄为什么要推荐严挺之当宰相呢?
第一,二人都是科举进士出身;第二,二人都是词臣,文章写得好。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天然就会成为朋友。
张九龄说牛仙客“目不知书”,不是说对方看不懂书,而是说牛仙客不会写词臣文章,文学素养很低。对比一下,严挺之的文学修养那就高了几个数量级吧?
所以说,形成北宋宋仁宗时期文官治国的格局,是张九龄的理想,不能说他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几百年后,这种格局真的在北宋实现了。
将权贵政治,向下解体,压低贵族权利的上限,降低参与政治的门槛下限,这个历史趋势,张九龄是把握住了的。
但也不能说他的想法没有问题,因为这种中枢政治格局,产生了非常严重,负面,且长久的影响。
不让牛仙客当宰相,是因为他不是“游戏规则”里面出来的人,这个口子不能开。张九龄心中的“游戏规则”,就是科举。
同理,他反对张守珪由节度使入相,也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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