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事使梁先生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先生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先生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由此可见梁先生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他向往朴实简单的生活,讨厌尔虞我诈的政治。
他与周先生的论战源于1927年11月,梁先生应《复旦旬刊》之请,在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先生认为,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当时,景仰卢梭的周先生刚从花城来到沪市,对梁先生一文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先生的观点进行驳斥。
在周先生发文驳斥其观点后,作为文学界后辈的梁先生秋毅然提笔应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从此以后周先生和梁先生结了怨仇,左联的作家们开始高举大旗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将之冠以“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
周先生的逝世,结论了两人之间这场八年的论战,为了避祸,也为了远离日益狰狞的日寇,梁先生从张伯苓手中接过了一封介绍信,经过张校长的劝解,决定全家前往山城,追寻张校长口中的桃源,只期望在乱世中能有一处安身的净土。
“西华小区...”梁先生口中默念着这个目的地的名字,和家人一起蹒跚着登上了码头的台阶。本想找人询问西华小区的位置,没想到码头牌坊的对面大街上就立着一个醒目的公交站牌,“开往:西华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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