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相继爆发了起义,并很快波及到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这两个土耳其的藩属国。
土耳其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却未能控制巴尔干西北部局势的变化,它在巴尔干的统治开始动摇起来。
面对这种局势,欧洲列强中的俄、奥、英三国表示了自己的特别关注。
尤其是俄罗斯,它认为,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自己在巴尔干地区既丢面子又丧失了威信和影响,它需要寻找一个机会重新回到巴尔干,恢复原有的一切。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想通过控制巴尔干进而控制由地中海进入黑海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便打通它谋求已久的在西南方面的唯一出海口。
因此,它对土耳其局势的恶化幸灾乐祸,并积极地加以介入。
沙皇政府打着“拯救土耳其帝国压迫下的基督徒”和“保护斯拉夫兄弟”的旗号,先是通过外交途径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但效果并不显著。它所提出的集体保护斯拉夫人的建议遭到了受奥匈帝国支持的英国的反对。
随后又倡议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实行自治,亦遭土耳其的拒绝。
土耳其恃仗着英国在背后的支持,力图在战场上彻底打败起义者和于1876年6月30日对土宣战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
当战场上的形势明显地有利于奥斯曼帝国政府时,沙皇要不是因为华国的强大威胁,早就要正式对土宣战。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均宣布加入俄方,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在这个背景下,各国政要抵达鄂木斯克。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则是沙俄的皇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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